郑涛等与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等广告合同纠纷上诉案

作者:hidy2006  阅读量:1  时间:19小时前
2020/01/09 01/45/55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涛。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涛,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自育。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自育,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璇,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仇文杰,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钦娴,该公司经理。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苏于国,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道贵。

  委托代理人:易新文,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涛、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黄自育、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上诉人郑涛是上诉人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称行者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黄自育是上诉人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称麒麟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称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是被上诉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称汇盛广告公司)的分公司。

  2010年3月10日,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与广东电视台签订一份《2010—2014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总代理合同》,成为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总代理商。2011年初,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进行合作,开展在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的广告投放事宜,双方开始有业务合作和往来。

  2011年10月14日上午,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负责人盛黎致电同事吴宇峰,要吴宇峰通知上诉人郑涛当天下午到其男友郑振辉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帽峰山的君周园山庄开会。后吴宇峰与上诉人郑涛联系,上诉人郑涛称当天下午从北京返回广州。郑振辉、盛黎派其司机余道贵、朋友张道用、裴家勋以及君周园山庄的管家刘福会驾驶一辆丰田大霸王面包车(车牌京A20375)到机场接上诉人郑涛。当天下午16时许,上诉人郑涛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刘福会在B区到达厅内接到上诉人郑涛并与其一起走出。在到达厅2号门外,刘福会、张道用要求上诉人郑涛乘坐其开来的车离开,但上诉人郑涛不同意,称自己的司机李浩已经开车在接客车道等自己,双方由此发生争吵。后上诉人郑涛被刘福会、张道用、裴家勋拉上停在2号门对开接客车道的丰田大霸王面包车。17时许,上诉人郑涛乘坐的车开至帽峰山君周园山庄,上诉人郑涛的司机及车也一起到达君周园山庄。上诉人郑涛下车后进入郑振辉的办公室,在此等候的盛黎、吴宇峰及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的总经理唐海伟拿出一份事先已打印好的《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上诉人郑涛看后予以签署。之后,上诉人郑涛又来到隔壁房间,在张道用的见证下,向郑振辉签了一份《承诺保证书》。17时40分许,上诉人郑涛乘坐自己司机李浩开的车离开君周园山庄。次日,上诉人郑涛向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报警,称2011年10月14日16时许在广州白云机场被人绑架、强行带上车,并被带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帽峰山的一山庄强迫签了一份合同。航站区派出所受理并出具报警回执给上诉人郑涛。航站区派出所展开调查,将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调查询问。

  上述《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其中约定:甲方: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乙方: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甲方为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总代理商。甲乙双方就乙方作为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商相关事宜,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执行;合同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代理费价格:2011年至2016年,2011年度代理费总额为人民币7200万元,后续每年递增15%,即2012年8280万元,2013年9522万元,2014年109503万元,2015年12592845万元,2016年144817717万元;费用支付:1、年度保证金:甲方按年度代理费总额的20%向乙方收取年度保证金。签约后于2011年10月31日前,乙方须向甲方支付2011年度保证金1400万元,后续每年12月31日前缴纳下一年度保证金,以此类推;2、乙方每月25日前向甲方提前支付下一个月的代理费。3、2011年3月至12月的代理费按照年度总额7200万元,则10个月总计共6000万元。截至2011年10月14日乙方给甲方的款项为438275万元,所欠款项可分摊入2012年度代理费总额,直至2012年12月31日未完成则视作乙方违约;违约责任: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款约定的时间及金额按时足额支付相关保证金和代理费,如有违反则视为乙方未能按时缴款。单个合同年度内乙方累计有3次未能按时缴款,视为乙方无履行合同能力。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保证金或代理费,甲方有权收取乙方滞纳金(每日按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乙方超过30日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保证金或代理费的,视为乙方无履行合同能力。由于乙方其他原因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视为乙方违约。《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落款处为:甲方: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名:刘福会(签名并印指模),日期:2011年10月14日;乙方: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名:郑涛(签名并印指模),日期:10月14日。

  上述《承诺保证书》其中约定:本人郑涛郑重承诺,因欠余道贵款项无法归还,现将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A副楼14A房的产业,在一个月内无条件变更给余道贵抵偿债务,如本人在一个月内无法兑现该承诺或转移该产业,本人愿意让余道贵以诈骗罪向公安机关报案。本人愿意无条件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特立此据!见证人:张道用(签名),承诺人:郑涛(签名),2011年10月14日。

  上述航站区派出所将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调查询问的相关笔录如下:2011年10月15日上诉人郑涛陈述:“这个黑衣的男子就一路拉着我的衣服和我一起从B区到达2号门往外走”;“但对方从B区到达4号门方向跑过来约7到8名男子,他们不让我放行李并且好几个人拉着我的手,抱着我并让我上他们的车,我不愿意,他们就说如果我不上车就打死我。于是,我在挣扎,但没有挣脱。我看到李浩想过来帮忙,但被对方另外几个人拦住他。对方硬要将我塞到他们停在B区到达2号门接客车道的一辆白色丰田大霸王面包车里,我就手脚并用顶着车门,但后来还是被强行塞到车里,我的行李也被对方拿到了车上”;“我被带到一个房间,看到盛黎、唐海伟、吴宇峰,盛黎递给我一份《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让我签署,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合同的条款我不能接受,我就提出觉得合同不合理,但没人回应我。我就觉得如果不签这个合同,人身会不安全,于是我签了合同,……”;“因为我原来是汇盛广告有限公司的员工,现在我打算脱离此企业,但是对方不愿意”;“我是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我接到广告需要在广东电视公共频道投放的会与其进行一次性合作”;“当时没有报警,当晚我找了两名朋友商量此事,商定15日一早报案”;“我曾告诉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节目总监吴宇峰我要回来,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我乘坐的是那个时间的航班”;“我没有呼喊求救,因为觉得一个男人喊救命不好看”;“李浩当时也没有呼喊求救”;“对方没有持械”;2011年11月29日刘福会陈述:“我的工作单位是深圳市鑫光源投资有限公司,我是法定代表人,现在郑振辉的山庄类似于管家性质的工作”;“是吴宇峰告诉我到机场来接郑涛,说是他们汇盛广告公司要开会,郑涛的行者广告公司是汇盛广告公司的一级代理”;“走到车前郑涛要上前排坐,我就说他是公司老总,坐前面不合适,我和张道用两个人一起就拉着他坐到了后面,裴家勋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从机场到山庄我们没有发生争执”;2011年11月29日张道用陈述:“郑涛在离开机场控制区至上我们的车,我们三人没有对郑涛进行威胁”;“我记得我坐在车门旁,郑涛与裴家勋坐在后面”;“我所知道的是郑涛进办公室后约十分钟,郑总(郑振辉)让我到办公室做见证,因为之前的6月24日也是在这个办公室,郑总拿了三箱钱,估计有三百多万元给了郑涛,这次,郑总让我进去,是因为郑涛答应郑总,他有一套房子在环市路的63层的副楼可以做抵押,双方还就此事签了协议。他们签完协议我就离开了”;“签协议时,郑总没有拿工具或者以什么形式威胁郑涛”;“签协议时,还有吴宇峰、唐海伟、盛黎等人均在场”;“郑涛大约在签完协议的五分钟就乘坐一辆车走了”;2011年12月8日吴宇峰陈述:“我是上海凝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制片人”;“2011年10月14日12时许,我接到汇盛广告公司董事长盛黎的电话,说让我通知郑涛在下午到其男朋友郑振辉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帽峰山的山庄开会。我说郑涛在北京出差,盛黎就让我通知他赶回来。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郑涛,告诉他要马上赶回来开会。郑涛答应了,说他马上坐飞机回来。在下午14时许,盛黎又让我打电话问郑涛什么时候到,我便又打电话,此时郑涛已经关机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上了飞机,于是就回复了盛黎”;“然后,我就和汇盛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唐海伟一起从位于亚洲国际大酒店的汇盛广告公司开车到帽峰山的山庄,我们还带了一份汇盛广告公司和行者广告公司的关于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一级代理的还未签署的合同到山庄”;“郑涛衣着整齐地自行走进办公室的,只是脸上有点疲惫”;“没有人对郑涛实行捆绑、约束、殴打等行为,没有看到有人约束郑涛的自由”;“郑涛当天签的是汇盛广告公司与行者广告公司关于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代理的一级代理合同。因为汇盛广告公司是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的广告总代理,而从2011年度就是由行者广告公司作为汇盛广告公司的一级代理了,现在只是由郑涛补签合同”;“因为我是负责制作的,所以我只知道郑涛的广告公司截至2011年10月,投到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的广告业务量只有七十多万元人民币,作为一级代理商的他,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2011年12月13日盛黎陈述:“在2011年初,郑涛主动打电话给我,谈广告代理问题。于是,我和他商量后,达成口头协议,郑涛拥有的行者广告公司和麒麟神话有限公司作为汇盛广告公司的一级广告代理,为我完成2011年度广东电视公共频道的七千二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广告费任务,完成后,我以百分之十五的提成返还广告费给郑涛,没有就此事签定书面协议”;“我就让公司职员将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一级代理合同交给唐海伟和吴宇峰带到开会的帽峰山的一个山庄”;“我在当天中午就到了帽峰山的山庄内,等其他人来开会。在16时许,唐海伟和吴宇峰也到了山庄,我们就和郑振辉一起在郑振辉的办公室喝茶。在17时许,我看到郑涛独自走进了办公室,他坐到我们旁边以后,我就将合同给郑涛看。郑涛看了后,就说那就要靠吴宇峰和唐海伟帮忙,一起将任务完成了,然后,他就在合同上签名了。郑涛签完合同后,提出要和郑振辉单独谈些事,他们两人就到了隔壁房间谈了时间不长就又回来了”;“郑涛在2011年交给汇盛公司的广告费是70万元人民币,可以说是很少的量,郑涛完全没有在汇盛公司的广告业务上有实质的贡献。”2011年11月11日唐海伟陈述:“我是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的总经理”;“郑涛是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唯一的广告代理商,他经营着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我公司与郑涛存在经济上的来往和纠纷”;“我公司投放的广告占了公共频道广告时间的约60%,按照去年的经验,起码是四千万元人民币的广告费,但目前郑涛只给了七十多万元人民币”;“盛黎的助理将合同拟好以后,我就将合同打印出来和吴宇峰一起到盛黎位于帽峰山的山庄”;“当时在山庄签合同的时候,郑涛没有被言语上威胁或者是被殴打、捆绑等限制他人身自由的情况,他与盛黎的丈夫谈了不到五分钟就签了合同,没有人在旁边胁迫他”;2011年11月29日余道贵陈述:“我是盛黎和郑振辉的专职司机”;“我按照公司老板盛黎的安排,驾车到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B区3号门”;“我的两个同事和小裴就想把郑涛拉上车,郑涛当时有非常大的情绪,用手和脚拍打车子,并没有大喊大叫。最后,我的两个同事和小裴就把郑涛硬拉上车,坐在靠车门的位置上,就开车送他到帽峰山的君周园山庄”2011年11月28日李浩陈述:“郑涛是我的老板,他被人在机场拉扯上车,我也在场”;“就是几名男子拉扯郑涛上车”;“当时那七、八名男子没有带器械或工具对郑涛进行威胁,他们都是空手来的,现场只是拉扯,也没有对郑涛进行殴打”;“郑涛去到山庄后和离开山庄没有人对他进行拉扯或胁迫,他是正常的走进去和正常的走出来的”;“郑涛从山庄出来后我看他的衣着和神态各方面都很正常的,所以应该没有被殴打”;“离开山庄后郑涛没有提要报警,我开车送他到广州大道的梅花园的朋友家里吃饭,吃完饭我就回去了”;“离开山庄后,他就和我说了句‘签了这个东西’,也没说签了什么,我开着车也没看,到后面吃饭的时候他没拿出来也没听到他提这个事了。直到第二天(10月15日)12时左右,郑涛打电话给我说‘不行呀,昨天签的东西欠人一千多万呀,要去报警才行了’,具体的他也没有和我解释,他开车过来接上我就分别去了经侦支队、刑侦支队、花都分局,后来那几个地方因各种原因都没受理,我们就回了机场公安局报警”;“整个过程郑涛一直都没有和我提到他被绑架或被人敲诈勒索的话”2011年12月7日郑振辉陈述:“我安排司机余道贵负责开车”;“开完会后郑涛就和我单独来到了办公室隔壁的房间,进门后他主动向我跪下,说之前500万的事是欺骗我的,并表示他在环市东路某处63楼有一套写字楼给我偿还债务,称市价约六百多万,并当场写下一张欠条,内容是将上述写字楼于某日前过户于我,用于偿还债务”。

  据四上诉人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公安分局华乐派出所报案的报告称:2011年11月4日,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派人到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处捣乱,强迫行者广告公司的副经理黄自育在对方早已打印好的所谓《补充协议》上盖了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的章,以弥补10月14日合同没有公章的“缺陷”,并强迫黄自育以自己的财产担保并在对方已打印好的《担保书》上签字。后来发现对方出示的担保书居然还有张次华(郑涛之妻)的签字和麒麟广告公司的章,实际上张次华根本不在广州,麒麟广告公司也没有盖过章。当时郑涛根本不在场,黄自育一是害怕,二是不明真相,于是用行者广告公司的章在《补充协议》上盖章。同时,被上诉人派出人员威胁黄自育开具了500000元支票。2011年11月6日,被上诉人又派出数十人来到行者广告公司处,强迫黄自育给了他们220000元的现金。2011年11月8日,被上诉人又派出数十人来到行者广告公司处,强行索走了180000元的现金。2011年11月10日,被上诉人又派出数十人来到行者广告公司处,强行索走了100000元的现金。

  上述《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甲方: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乙方: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经双方协商一致,就《2011-2016年度广告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的合同条款作如下补充:1、若乙方逾期未支付保证金或代理费的,乙方应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包括继续支付乙方应付的保证金或代理费,并按逾期支付金额的30%支付滞纳金。2、若乙方未能履行第1条的,甲方还有权解除合同,并按第1条追究乙方责任。3、本合同纠纷应交由广州市越秀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4、本协议是合同的有效补充,合同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盖章),乙方: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盖章),日期:2011年10月18日。

  上述《担保书》主要内容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关于贵公司与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2011年10月14日签订的《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履行,若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不履行合同的,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自愿为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履行合同完毕或清偿全部债务之时为止。并且除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外,股东黄自育、张次华自愿以个人财产与所有资产为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履行合同完毕或清偿全部债务之时为止。特此担保!担保人: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盖章)、担保人:黄自育(签名)、担保人:张次华(签名)。2011年11月1日。

  上述支票500000元,已到达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账户上。上述现金500000元,有三张《收条》为证,上面记载收款人均为刘福会,付款人均为黄自育。

  在诉讼中,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不承认上述《补充协议》、《担保书》为胁迫上诉人签订,同时表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确已收到上述提到的1000000元,并称该1000000元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为履行《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而支付的合同履行款。

  2011年11月11日,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派出刘某、郭某、郑某、朱某、王某、赖某等人来到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处,上诉人报警求助。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公安分局华乐派出所(以下称华乐派出所)将现场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调查询问。

  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办公地点的管理处反映2011年11月14日社会追债人员到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往门锁孔注入胶水,破坏门锁使门锁不能开启。

  2011年11月,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按《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1400万元及滞纳金420万元,上诉人麒麟广告公司、黄自育及担保人张次华按《担保书》的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以(2011)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774号立案受理,尚未审结。

  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经调查认为上诉人郑涛报称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于2011年12月14日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书。

  2012年1月,四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诉人郑涛在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余道贵等胁迫下所签的打印日期为2011年10月14日的《承诺保证书》无效,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返还10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2000000元,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以(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43号立案受理。之后,四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2年11月9日,原审法院裁定准许四上诉人撤回起诉。

  2012年9月27日,四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请求判令:1、撤销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2011年10月14日绑架、胁迫上诉人郑涛与其签订的《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2、撤销打印日期为2011年10月18日的《补充协议》;3、撤销打印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担保书》;4、撤销上诉人郑涛于2011年10月14日受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指派的人员余道贵胁迫之下所签订的《承诺保证书》;5、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返还其敲诈勒索上诉人的1000000元给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对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2013年1月7日,广东省公安厅作出粤公复决字[201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上诉人郑涛不服,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乙方)与广东电视台(甲方)于2010年3月10日签订的《2010—2014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总代理合同》其中约定:合同价格、期限:2010年度的价格是7500万元,2011年度的价格是8625万元,2012年度的价格是9919万元,2013年度的价格是11407万元,2014年度的价格是13118万元。广告收入超过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部分归乙方所有,乙方有权自由支配。本合同所约定的广告投放独家总代理期限自2010年4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采用“3年+2年”的模式;合同保证金:为确保总代理合同顺利执行,乙方每年须向甲方缴纳当年合同额度的10%作为合同保证金。甲乙双方签订独家总代理合同后10日内,乙方须向甲方缴纳750万元作为2010年度的合同保证金。从2010年起,乙方在合同年度内每年12月10日前向甲方缴纳下年度合同保证金的增量部分,确保合同保证金达到下年度合同额度的10%。该《2010—2014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总代理合同》从2012年1月1日起双方终止了履行,从2012年1月1日起,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已不是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总代理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广告合同纠纷,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担保书》、《承诺保证书》是否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胁迫之下签订的;2、上诉人请求返还1000000元的理据是否充足。综合本案查明事实以及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航站区派出所、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公安分局华乐派出所的相关询问笔录,下面进行分析:

  上诉人称《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胁迫之下签订的,上诉人应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的笔录陈述中均称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从2011年初起存在着业务合作关系和经济纠纷。2011年10月14日当天,上诉人郑涛接到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节目总监吴宇峰打来的通知其参加开会的电话,即告知了被上诉人坐飞机回广州的时间,双方都称上诉人郑涛不愿乘坐被上诉人开来的丰田大霸王面包车离开机场,因乘坐车辆问题,发生了争吵,但是从各人的笔录陈述中,没有任何明显的肢体冲突,也没有言语上的威胁,在这一过程中,上诉人郑涛没有遭受捆绑、殴打等暴力胁迫,上诉人郑涛及其司机也没有现场发出呼救或报警。到达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帽峰山的君周园山庄后,从各人的笔录陈述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肢体冲突,也没有言语上的威胁,上诉人郑涛自主进入、走出郑振辉的办公室,上诉人郑涛的司机李浩也称上诉人郑涛是正常的走进和走出,衣着、神态各方面都很正常。在当天离开山庄的车上,上诉人郑涛向司机李浩表述,签了份合同,并没有说受胁迫,还要到朋友家去吃饭。直至第二天的下午,上诉人郑涛才去公安机关报案声称被绑架签了一份合同。因此,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郑涛遭受了暴力胁迫或人身自由受限,也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郑涛受到精神威胁或者要挟,故上诉人称《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胁迫之下签订的事实不成立,上诉人请求撤销《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日期为2011年10月18日的《补充协议》、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担保书》,上诉人称上述《补充协议》、《担保书》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胁迫之下签订的,上诉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从四上诉人向华乐派出所的报案材料、华乐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办公地点的管理处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没有证据证实上述《补充协议》、《担保书》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胁迫之下签订,故上诉人称上述《补充协议》、《担保书》为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胁迫之下签订的事实不成立,上诉人请求撤销日期为2011年10月18日的《补充协议》、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担保书》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日期为2011年10月14日的《承诺保证书》,经审查没有证据证明余道贵是受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汇盛广告公司指派与上诉人郑涛签订《承诺保证书》,本案广告合同纠纷与郑涛、余道贵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请求撤销《承诺保证书》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在《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担保书》签订之后,上诉人支付了支票款500000元、现金500000元合共1000000元,上诉人认为因上述合同、文书为被胁迫签订应予撤销,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所收取的1000000元应予退还,同时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表示确已收到上诉人付出的1000000元,并称该1000000元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为履行《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而支付的合同履行款。因此,对该1000000元的定性问题,应为《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的履行款。《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担保书》为各方平等、自愿签订而非受胁迫签订的合同,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应按约定向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支付保证金、代理费等,现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返还1000000元、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郑涛、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黄自育、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00元,由上诉人郑涛、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黄自育、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负担。

  四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上诉人被胁迫签订本案争议合同的事实,错误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1、《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以下称《一级代理合同》)、《承诺保证书》、《补充协议》等合同签订的真实背景和过程是,2011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指使十多名社会人士从白云机场将上诉人郑涛强行绑走,随后将他抬进汽车劫持至被上诉人位于帽峰山下的山庄内,上述事实可从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机场现场的录像可得以充分的证明。郑涛被挟持到帽峰山下的山庄后,被上诉人逼迫郑涛在预先准备好的《一级代理合同》及《承诺保证书》上签字。当时,郑涛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如不签字则有死于非命的危险。在获得自由之后,郑涛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制作的接警回执之所以久久未给郑涛是由公安内部的相互推诿造成。郑涛拨打110报警电话后,指挥中心称报案内容涉及经济犯罪指引郑涛到公安局的经侦部门报警,因当时经侦认为绑架案件不是其管辖范围不予受理。之后郑涛按照110指挥中心的指引到案发地帽峰山所属的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太和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认为郑涛被绑架的现场在机场,而机场非该所的辖区为由也不予受理。最终郑涛来到航站楼派出所才终于报案成功,取得报警回执。但一审判决却认为郑涛签订合同后未及时报警或撤销显然与事实不符。后来,被上诉人派人到上诉人公司的办公地点实施围堵、起哄、钥匙扣灌胶,甚至打砸行为,还强行索走五十万元的支票以及五十万元现金。以上事实从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华乐派出所的现场笔录、照片、收据等证据得以充分的证明。本案另一份争议合同《补充协议》就是在如此充满暴力逼迫的背景下签订的。为了救济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公司、郑涛、黄自育等人到多个司法部门举报、反映情况,甚至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行政不作为为由起诉白云机场公安分局,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据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立案侦查(行者公司等举报郑振辉)后的调查,实际上根本没有郑振辉其人,机场分局航站楼派出所调查中的“郑振辉”按其自报身份信息在公安人口信息中根本不存在。因此,上诉人在天河分局关于付少斌(郑振辉)诈骗和伪造公章的报案已被受理,天河公安局并已做出立案决定书。

  另外《承诺保证书》同样也非上诉人郑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郑涛与余道贵素未相识,根本不可能欠余道贵的钱,被上诉人此举企图达到双保险额效果,既可以以《一级代理合同》来讹取行者公司的钱,又可以以余道贵个人的名义向郑涛主张所谓的“债权”。但此份《承诺保证书》从字面上看仅仅只是一份从合同,而其主合同(即借款合同或欠款合同)根本就不存在,且没有任何标的和约束力,应当一并予以撤销。

  一审判决没有客观分析在公安部门调取的有关被上诉人涉案笔录,公平公正判断本案涉诉合同是否为在胁迫情况下签订。

  上诉人在多个公安部门举报、报案被上诉人的不法行为,公安部门在处理报案的过程中也如实记录了当时传讯被上诉人公司涉案人员的问话情况,现场记录情况。一审法院调取的多份笔录综合分析,被上诉人涉案人员在公安机构是完全承认当时在机场是强行将上诉人郑涛架入车中带走这一关键事实的,而且就帽峰山现场的陈述也是前后不一的。更为明显的事实是,根据管理处的《证明》、华乐派出所的调查材料等证据,被上诉人公司确实连续几天在上诉人的办公场地实施了围堵、钥匙扣灌胶行为。一审判决无视上述非常反常的事实,公正地裁决合同系在上诉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的。

  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担保书》上的签名和盖章在4774号案中提出了鉴定申请,鉴定结果显示《担保书》上张次华的签名和麒麟广告公司的公章均为伪造。可见,《担保书》是被上诉人伪造的,一审判决认定《担保书》有效是十分错误的。

  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100万视为对《一级代理合同》的履行,显然自相矛盾,与事实严重不符。

  被上诉人余道贵在诉讼中称100万系其与郑涛之间的纠纷,带人到上诉人公司办公地围堵是催债举动,与被上诉人公司无关。但一审判决却错误认为上诉人支付100万给被上诉人是对《一级代理合同》的履行。显然自相矛盾,难以令人信服。

  二、一审判决对证据采信不公,导致做出错误的认定和处理。

  1一审判决回避了对上诉人有利的关键性陈述及证言。

  一审判决在判决书第13页至19页“上述航站区派出所将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调查询问的相关笔录”部分,对郑涛、刘福会、张道用、吴宇峰、盛黎、唐海伟、余道贵、李浩、郑振辉等人的陈述,片面地选取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部分进行引述,而回避了一些关键性、重要的陈述及证言,更是没有提及郑涛等在机场公安局的重要笔录。比如根据绑架人员自己的笔录都显示出:第一,去机场有八九个人接;第二,郑涛不愿意上他们的车,是他们拉上去的,而且还坚持把郑涛硬拉回后座坐下,理由居然是郑涛是老板不能坐前面;第三,夺下司机李浩的钥匙,不让他开车,李浩的车是他们的人开走的;第四,把郑涛和李浩的手机收了,逼郑涛签了字以后才还;第五,一级代理合同是提前打好的。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这场所谓的签约就是胁迫而为。

  2据公安机关的笔录和供述可知,上诉人郑涛是被胁迫带离机场和签订合同的。

  郑涛在机场公安局的笔录(2011-10-15)中陈述:“这个黑衣男子就一直拉着我的衣服……往外走;从B区到达4号门跑来了7、8名男子,他们不让我放行李;有人拉着我的手,抱着我要上他们的车,我不愿意,他们说如果我不上车就打死我,我怕死,就没有挣脱。李浩想过来帮忙,他们对方另外几个人拦住他。对方硬要将我塞到他们停在B区2号门接客车道的一辆白色丰田大霸王面包车里,我就手脚并用顶着车门,但后来还是被强拉到车里,我的行李也被对方拿到车上。……我被带到一个房间,看到盛黎、唐海伟、吴宇峰,盛黎递给我一份《一级代理合同》,我看了以后觉得条款不合理不能接受,我提出但没有人理会我。我就觉得如果不签这个合同,人身会不安全,于是我签了合同”,表明郑涛是非自愿而是被强拉、硬塞上被上诉人派的车,郑涛连选择坐自己的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不用说有签合同与不签合同的自由选择权。任何一个合同相对人准备签署一个标的高达数亿的合同,正常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强拉、硬塞对方上车的情况,这些事实足以说明郑涛从到机场开始就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被被上诉人控制,当时根本无法与被上诉人平等协商。郑涛提出合同不合理不能接受,但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无奈选择先签合同待安全后立即报警。

  刘福会在机场公安局(2011-11-29)供述,自称是深圳鑫光源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振辉山庄管家。刘福会承认去了9人,正常的接人怎么会去这么多人?郑涛既无权选择坐自己的车,也无权选择坐哪个位置。此外,张道用与余道贵对郑涛的坐位陈述矛盾,无论10月14日还是11月11日,张道用均在案发现场,结合刘福会与张道用的口供,可见余道贵是司机,裴家勋坐副驾驶,张道用坐门旁,表明郑涛被迫由刘福会与张道用夹在中间,处于被挟持状态。纵观各人口供及各种《担保书》、《承诺书》、收条以及另案的开庭记录,被上诉人一时称郑涛欠郑振辉500多万,一时说300多万,一时说250万,因此以写字楼过户给郑振辉,一会说郑涛欠余道贵500万,说以14A房抵押给余道贵,一会说郑涛欠盛黎500多万,一会说郑涛欠刘福会烟酒及几十万现金和一台车,因此向黄自育索回100万,但以上所谓欠债均无凭无据。债权、抵押权均是依附于人身的,但郑振辉、余道贵、盛黎等人却可以把债权、抵押权任意转移,在笔录中余道贵都没有说郑涛欠其500万,却出现了一张郑涛自认欠余道贵钱并把房产过户给余道贵的《承诺书》,可想而知这些所谓的债权、抵押权是根本不存在的,承诺书是没有债务基础而强迫郑涛签订的。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指使社会人员强迫郑涛签订的所谓《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承诺保证书》、《补充协议》等均非郑涛等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违法威胁、胁迫的产物,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为上诉人郑涛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从《一级代理合同》等合同的内容看,因这几份合同不具备履行条件且缺乏当事人的合意,所涉内容更是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应予以撤销。

  首先,该《一级代理合同》的标的额高达四个多亿,但却没有任何缔约磋商的过程。关于《一级代理合同》,被上诉人称双方开始协商的时间是2011年3月1日,而郑涛签字的时间是2011年10月14日。涉及如此巨额款项的合同,如果被上诉人陈述属实,该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所达成的。那么,从合同开始协商到合同最终协商一致、缔约成功的七个月内,当事人就应有磋商的行为、达成类似于备忘录等的协议,而实际情况是行者公司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缔约磋商的过程。《一级代理合同》一旦成立,上诉人郑涛及行者广告公司就需承担支付几千万元给被上诉人的义务。在整份合同中,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只有付钱的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合同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如果不是被上诉人逼迫郑涛签字,上诉人郑涛及行者广告公司根本不可能会与被上诉人达成这份协议。

  其次,被上诉人在没有征得广东电视台的同意的前提下,无权与郑涛、行者公司签约。根据被上诉人一与广东电视台所签订的总代理合同第十条第2点约定,“经甲方(广东电视台)同意,乙方(本案被上诉人)可以将本代理合同的部分另行授予第三方分代理完成。”从本条的规定来看,如果被上诉人要将代理合同的部分另行授予第三方分代理完成,则必须先经过广东电视台的同意,否则,其无权分代理。对此,被上诉人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事前征得广东电视台的同意,将其代理权转给行者公司。被上诉人在没有征得广东电视台的同意的前提下,强行与郑涛、行者公司签约理应归于无效。

  再次,《一级代理合同》的签约地点和签约形式不符公司签约的惯例,也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一级代理合同》的双方主体都是公司,在正常情况下当事人都会选择在公司的经营场所签订正式合同。此外,《一级代理合同》上也没有盖公司的公章,取而代之的是郑涛的手印,这不符合公司缔约的惯常做法。通常情况下,按手印只代表公民的个人行为。具体到本案,该份代理合同的主体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郑涛只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合理推定,郑涛当时处于被逼迫、且没有公章可盖的境况下,只有在此情况下他才不得以通过按手印的方式代替公司公章。

  最后,《一级代理合同》的签订有违《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郑涛虽然系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郑涛本人的签字并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出对公司资产变动有重大影响的意思表示。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而本案所涉的《一级代理合同》的标的高达4个多亿,对公司的资产变动当然有重大的影响。而《一级代理合同》并没有广州行者广告有限公司的公司盖章,只有郑涛本人的签字盖手印,显然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即便派出合同被胁迫签订的因素,仅从《公司法》角度考量,《一级代理合同》也应当被撤销。

  综上可知,《一级代理合同》的签订既无当事人的协商也无合意,标的物过千万的合同没有任何协商,也不在公司办公场所谈判而要到山庄夜签,且合同没有加盖行者公司的公章,这是极度反常的。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却并未对郑涛遭受了暴力胁迫、精神威胁、人身自由受限或者要挟做出任何认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先刑后民”的诉讼原则。

  一审判决是在上诉人郑涛诉公安机关的行政诉讼未结、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对被上诉人伪造公章行为有刑事立案的情况下作出的,不但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而且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先刑后民”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1、撤销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2011年10月14日绑架、胁迫上诉人郑涛与其签订的《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2、撤销打印日期为2011年10月18日的《补充协议》;3、撤销打印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担保书》;4、撤销上诉人郑涛于2011年10月14日受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指派的人员余道贵胁迫之下所签订的《承诺保证书》;5、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返还其敲诈勒索上诉人的1000000元给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对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确认。

  二审另查明:在(2011)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774号案审理期间,原审法院曾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2011年11月1日《担保书》中落款处“张次华”签名以及“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真伪进行鉴定,该所于2012年11月22日出具明鉴司法鉴定所[2012]文鉴字第1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张次华”笔迹不是张次华所写;“广州麒麟神话广告有限公司”印文也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被上诉人对此解释认为《担保书》是黄自育负责办妥签名盖章后交给被上诉人的。

  另刘福会对其收取黄自育支付的三笔共计50万元现金出具了三张收据,分别为:

  1、2011年11月6日《收条》,内容为:“今支付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还房款现金220000元。”

  2、2011年11月8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黄自育现金人民币180000元。”

  3、2011年11月10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黄自育现金人民币100000元。”

  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提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在收到50万元支票款项后已经转给刘福会,是刘福会代其公司收取该笔50万元。另50万元现金也是黄自育与刘福会之间的纠纷,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无关联。

  第二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又对上述100万元款项表述认为,刘福会是代表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收取的,该款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自动履行《一级代理合同》的款项。

  另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一审陈述认为,其与上诉人郑涛、行者广告公司从2011年3月份开始合作,并已达成口头协议,协议内容与《一级代理合同》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撤销《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担保书》以及《承诺保证书》,但从上述各项协议内容以及签约主体来看,其中《一级代理合同》与《补充协议》体现的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设定广告代理合同关系,《担保书》则是由上诉人黄自育、上诉人麒麟广告公司以及案外人张次华为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在上述广告代理合同项下义务提供担保。而《承诺保证书》的内容却系上诉人郑涛向被上诉人余道贵作出以物抵债的承诺。因此,《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担保书》构成广告代理合同的主从合同关系,可一并在本案中作出审查。但《承诺保证书》仅反映上诉人郑涛与被上诉人余道贵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前述广告代理合同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且主体不一致,不宜在本案中一并认定和处理,故本院对该《承诺保证书》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可予撤销不作审查,上诉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双方二审主要争议的涉案《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担保书》是否可予撤销的问题。上诉人在诉讼中提出在上述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胁迫事实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相关协议,就此提供了在上述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郑涛、黄自育等人多次报案的报警记录、公安机关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虽从现有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并未对上诉人的报警事实作出实质性处罚决定,但本案作为商事合同纠纷仍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确立的平等、自愿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相关合同是否真实反映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查。现结合各项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以及公安机关对各相关行为人作出的调查笔录,本院认为首先,从《一级代理合同》的签约过程来看,双方已确认该合同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涛从外地出差返穗当天被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人员接到郑振辉位于帽峰山庄的私宅签署。虽被上诉人汇盛公司在诉讼中称双方从2011年3月已开始协商签约事宜,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此前双方已就相关广告代理业务双方进行实质性磋商或已达成基本意向。而根据该合同约定,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在当年需缴纳的年度代理费为7200万元,同时其在签约后半个月时间内需向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支付合同保证金1400万元。对于一份标的额高达数千万元的合同,签约双方仅在匆忙间于私人住宅签署,这一签约方式本身已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交往习惯。结合上诉人郑涛在签约次日已向公安机关报警,以及公安机关向相关人员作出的调查笔录,可证实当时郑振辉派去机场接机人员多达9人之众,且在上诉人郑涛已提出要乘坐己方车辆的情况下,刘福会等人却强行要求其乘坐被上诉人汇盛公司的车辆。在司机余道贵的调查笔录中,余道贵更明确表述:“我的两个同事和小裴就想把郑涛拉上车,郑涛当时有非常大的情绪,用手和脚拍打车子。最后,我的两个同事和小裴就把郑涛硬拉上车”。这一过程已反映出有违背郑涛个人意愿的事实发生,此后,上诉人郑涛更是独自进入郑振辉的山庄内签署相关协议。因此,在整个事件进程中虽没有发生直接的暴力冲突、言词威胁,但上诉人郑涛从下机到进入郑振辉的山庄内整个过程,其个人人身自由与安全均实际处于郑振辉等人的掌控下,并不能自由表达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从《一级代理协议》签订后续发生的事实分析,该协议签订数日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又与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其他履约事项并无变更,而仅仅是在原《一级代理协议》已单边设定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的违约责任情况下,再就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逾期支付保证金或代理费的违约行为作出进一步明确和调整。且签约半个月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立即于11月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支付《一级代理协议》项下的保证金1400万元及滞纳金420万元。而事实上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与广东电视台之间的广告投放总代理合同在2011年12月即告提前终止。以上种种情况均表明,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实际并无长期履行《一级代理合同》的真实意愿,而仅意图通过签约方式确定己方对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享有的债权。再次,从《补充协议》与《担保书》的订立情况,该两份协议一经订立,上诉人麒麟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自育也已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提出系在11月4日被胁迫签订《补充协议》与《担保书》。而事实上标注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签署的《担保书》中,担保人张次华与麒麟广告公司的签名、公章均已被鉴定为伪造。结合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公司曾多次派出数人到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处追债的事实,也可佐证黄自育就该《补充协议》与《担保书》报警所称受胁迫的事实。综上,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上诉人郑涛代表行者广告公司签署的《一级代理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在其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形下作出的缔约行为。因此,上诉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撤销该合同,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而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汇盛广州分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上诉人黄自育出具的《担保书》均是依附于《一级代理合同》而存在的从合同,故本院对该份《补充协议》与《担保书》一并予以撤销。

  另关于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提出要求被上诉人汇盛广告广州分公司返还100万元款项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该100万元款项是由案外人刘福会收取并分别签署支票存根和收款收据,其中对于50万元现金收款,刘福会更在收据中注明为收取上诉人黄自育的个人款项或付房款,被上诉人汇盛公司在诉讼期间也曾表述称该款是刘福会与黄自育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而上诉人在本案中也主张该款项是案外人刘福会等人强行敲诈勒索取得。因此,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该100万元就是上诉人行者广告公司为履行《一级代理合同》而支付的合同款项,缺乏事实依据。由于对该款项的性质认定直接涉及案外人刘福会的利益,且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笔款项与前述撤销的广告代理合同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提出返还100万元款项的诉讼主张也与本案审查的合同撤销之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此不作调处,上诉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撤销。上诉人提出关于撤销《一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担保书》的上诉意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与本案纠纷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本院均不予调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890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上诉人广州行者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签订的《2011—2016年度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广告投放一级代理合同》;

  三、撤销上诉人广州行者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签订的打印日期为2011年10月18日的《补充协议》;

  四、撤销上诉人黄自育向被上诉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打印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担保书》。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汇盛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张剑文



2020010901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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