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彬彬与杜秀河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作者:hidy2006  阅读量:1  时间:19小时前
2020/01/09 01/56/00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5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彬彬。

  委托代理人姚健,江苏清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秀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清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正方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

  上诉人黄彬彬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3)嘉民一(民)初字第6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彬彬、被上诉人夏清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上海正方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公司)、被上诉人杜秀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现牌号为沪C0XXXX的别克小型轿车(车辆识别代号:LSGGXXXXXXXX78524)的初次登记日期为2010年5月25日,登记权利人为上海强拓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拓公司),登记牌号为沪K0XXXX。2011年11月11日,该车至上海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源公司)修理,花费修理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5,99954元,出厂里程数为67391公里。2013年3月28日,该车转至蒋志薇名下,牌号变为沪NEXXXX。2013年7月1日,夏清源与蒋志薇签订购车协议,蒋志薇将该车转让给夏清源,价款为145,000元(不带牌)。2013年7月2日,该车变更登记至杜秀河名下,牌号变为沪C0XXXX。2013年7月14日,夏清源、杜秀河以杜秀河的名义与黄彬彬签订购车协议一份,约定该车以162,000元的价格(不带牌)转让给黄彬彬,黄彬彬在该协议上以手写条款另注明“本车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否则付违约金壹拾万元”、“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正”。同日,黄彬彬通过在正方公司的POS机上刷银行卡的方式支付了全部购车款162,000元,夏清源、杜秀河同时将该车交付给黄彬彬。之后,黄彬彬将该车开回海门。途中,黄彬彬以发现车辆仪表上有ABS警告以及查得该车在2013年11月11日发生过交通事故为由要求退车还款,遭杜秀河、夏清源拒绝,黄彬彬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解除黄彬彬与杜秀河于2013年7月14日签订的购车协议;杜秀河、夏清源返还购车款162,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2,000元;正方公司对上述返还购车款并支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审理中,黄彬彬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购车协议,证明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价款是162,000元,双方约定该车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否则违约金为10万元。2、付款凭条,证明黄彬彬是通过在正方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支付的购车款。3、杜秀河的名片,黄彬彬认为其是正方公司的职员。4、行驶证,证明杜秀河购得涉讼车辆的时间是在2013年7月2日。5、车辆修理记录明细(照片复印件)。照片系从海门别克4S店电脑屏幕中拍摄下来,证明在2011年11月11日涉讼车辆在该公司进行过修理,修理项目有83项,修理费用约26,000元,据了解,该车在2011年11月11日发生过三车追尾的重大事故。同时证明该车在2011年11月11日的里程数已达到67,000多公里,而夏清源、杜秀河在2013年7月2日向蒋志薇购车后,于2013年7月5日将车辆实际里程数修改为4万多公里。6、快递单,证明涉讼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杜秀河、夏清源在卖车时隐瞒了真实情况,黄彬彬将车辆开回去后发现问题即向杜秀河、夏清源反映,杜秀河、夏清源却寄给黄彬彬属于三无产品的不知名的配件。7、事故发生地和涉讼车辆的照片、肇事车驾驶员手绘的事故现场示意图及旁注,照片是黄彬彬事后去现场拍摄的,证明该车曾经在此处发生过交通事故。8、车辆维修结算清单及修理费发票,系从九源公司获得。证明涉讼车辆于2011年11月11日因发生事故进厂维修,共发生修理费25,99954元。9、车辆变更登记信息,证明杜秀河系从蒋志薇处购买的涉讼车辆,而蒋志薇系从强拓公司购买,其交易的车辆虽使用了不同的车牌号码,但均是同一辆车。10、黄彬彬和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政府王姓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黄彬彬认为该工作人员向其描述了发生于2011年11月11日的事故的整个经过。经质证,夏清源、杜秀河认为购车协议上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是签好协议后黄彬彬自己添加的,买车前黄彬彬反复检查多遍,还提到车辆发生过追尾,所以夏清源、杜秀河将车价降到162,000元。对付款凭条无异议,是用正方公司的POS机刷的卡,钱是夏清源、杜秀河收的,正方公司只收刷卡手续费。对名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夏清源、杜秀河只是租赁正方公司的车位卖车,本案与正方公司无关。对行驶证无异议。对车辆修理记录的照片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即使没有原件,复印件也应加盖公司公章,夏清源、杜秀河并没有修改过里程数。对快递单,认可是夏清源、杜秀河寄给黄彬彬的,黄彬彬当时向夏清源、杜秀河反映ABS有问题会亮灯,但不影响刹车,所以夏清源、杜秀河给黄彬彬寄了一个传感器解决灯亮问题。对事发地照片、手绘示意图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车辆当时发生过事故,而且夏清源、杜秀河只能保证在夏清源、杜秀河购买该车后没有发生过事故。夏清源对车辆修理清单及发票,认为无法说明是因事故造成,清单中没有事故拆检费,也没有保险记录,且费用明细中存在很多问题,有换材料的却没有工时费,有工时费的却没有换材料,工时费全部一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可能修每一样东西都用一样的时间。对车辆变更登记记录无异议。对录音不认可,黄彬彬所称的王姓工作人员在对话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事故经过。夏清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杜秀河与蒋志薇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购车协议,证明夏清源、杜秀河系从蒋志薇处购买的涉讼车辆,价款145,000元,当时车辆的里程数为45000公里。黄彬彬质证后认为该协议系复印件,且夏清源、杜秀河应提供付款的转账凭证,黄彬彬不认可夏清源、杜秀河购车的价款为145,000元。经审查,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黄彬彬与杜秀河、夏清源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同时也能证明涉讼车辆之前几经转手,前手除了蒋志薇还有强拓公司。2011年11月11日,车辆被强拓公司送进九源公司修理,但是否是因事故导致,仅以黄彬彬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更重要的是,车辆是在修理之后一年多再转卖给蒋志薇的,蒋志薇在转卖给夏清源、杜秀河时对车辆修理情况是否了解并且是否告知了夏清源、杜秀河并无证据证明,且该车辆没有黄彬彬所称的发生于2011年11月11日的事故的保险理赔记录,故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夏清源、杜秀河对车辆的上述情况已经了解,不能认为夏清源、杜秀河在出卖车辆时有意对黄彬彬隐瞒了此事实。但该车的里程数确实在夏清源、杜秀河交付给黄彬彬之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早在2011年11月11日该车进厂修理时,里程数已经达到67,000多公里,但卖给黄彬彬时才只有4万多公里,对此夏清源、杜秀河难逃干系,其辩称的向蒋志薇购车时里程数已为45000公里并无相应证据证明,故即便不能确定黄彬彬从海门4S店电脑屏幕中拍摄的修理记录照片(其中反映车辆在2012年11月12日时里程数已超过10万公里,而在2013年7月5日里程数却变为40001公里)是否真实,但根据其他相关证据也能推定是夏清源、杜秀河修改了里程数。黄彬彬仅以快递单证明涉讼车辆在购买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依据明显不足,法院无法认定。此外,现有证据仅能反映合同关系发生于黄彬彬和夏清源、杜秀河之间,正方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杜秀河的名片并不能证明正方公司为涉讼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并参与交易。

  原审审理中,法院至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调查涉讼车辆保险理赔记录,经了解,涉讼车辆自投保后仅有一次理赔记录,对应的事故发生于2012年10月9日与一辆非机动车之间,并无2011年11月11日事故的理赔记录。到庭双方对此均无异议。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二,一为黄彬彬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二为夏清源、杜秀河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关于焦点一,黄彬彬首先认为双方约定了合同解除条件,即购车协议中的手写条款之一“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正”,该条款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为车辆存在权利上的瑕疵将导致黄彬彬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对此,夏清源、杜秀河认为该手写条款针对的事项就是所谓“未发生重大事故”,黄彬彬是先写了该条款,之后觉得赔偿额定少了,再写了违约金10万元的条款,但无论哪条的条件均不成立,黄彬彬并无证据证明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黄彬彬其次又认为其具有法定解除权,因为另一条手写条款“本车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否则付违约金壹拾万元”明确了车辆应有的状况,但2011年11月11日该车发生过交通事故,并且花费了近26,000元的修理费,应当属于“重大事故”,由此黄彬彬的购车目的无法达到,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对此,夏清源、杜秀河认为车辆并未发生过如黄彬彬所说的“重大事故”,且该条手写条款是合同签订后黄彬彬再添加上去的,夏清源、杜秀河并未同意,所定的违约金10万元亦明显过高。黄彬彬最后还认为,夏清源、杜秀河在签订合同时,有意隐瞒车辆曾发生过事故的事实,并且更改了车辆里程数,其行为构成欺诈,因而合同无效。对此,夏清源、杜秀河认为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况,而且夏清源、杜秀河也只是保证车辆在其名下期间未发生过事故,夏清源、杜秀河也未更改过里程数,从蒋志薇处买下时就是这个里程数,并且关于里程数问题双方在合同上也作了约定,夏清源、杜秀河不保证表上的里程数与实际里程数相符。针对上述意见,法院认为,黄彬彬所主张的合同解除权,首先在合同上并未明确约定,手写条款“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正”并未写明前提条件,综合两条手写条款的表述,其含义应当更接近于夏清源、杜秀河方所说的系针对同一约定事项即“未发生重大事故”,但已如前述,黄彬彬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况且所谓“重大事故”如何界定双方亦未明确,既使车辆是因发生事故产生了修理费25,99954元,法律上也不足以认定为“重大事故”。而且,即便存在黄彬彬所说的“权利瑕疵”的解除条件,黄彬彬也无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因非法交易而导致不能过户的情形,并不会使黄彬彬购车目的落空,故黄彬彬亦没有法定的解除权。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前已述及,黄彬彬并不能证明夏清源、杜秀河事前已经知晓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故不能以此认为夏清源、杜秀河隐瞒事实。里程数方面夏清源、杜秀河确曾做过改动,此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但鉴于合同中未就此设定责任,且在二手车交易中此类现象较难防止,黄彬彬对此应当有所预见,故不宜认定为欺诈并做无效合同处理。关于焦点二,由于在本案中,无论是约定还是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均不成立,故黄彬彬主张解约违约金缺乏相应依据。但夏清源、杜秀河对其更改里程数的行为仍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因是里程数作为检验车辆性能的重要参考依据,对相关方的交易行为将产生一定的影响,黄彬彬接受162,000元的购车价格,也是在综合考虑车辆所有相关状况后所作的决策。夏清源、杜秀河更改里程数的行为显然违背了订立合同所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使交付的车辆达不到黄彬彬的预期,损害了黄彬彬的信赖利益,造成了黄彬彬一定的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此夏清源、杜秀河不得以合同中约定了免责条款而免除本方因故意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责任。但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就此设定违约金条款,法院综合考虑夏清源、杜秀河在合同订立中的过错程度以及标的物本身状况等因素,酌定由夏清源、杜秀河赔偿黄彬彬相应损失10,000元。综上,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切实履行,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同时,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该原则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黄彬彬与杜秀河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夏清源作为系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之一并实际参与和决定交易,应与杜秀河同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由于夏清源、杜秀河对交易车辆的里程数进行了更改,致使车辆仪表上的里程数明显低于实际里程数,不符合黄彬彬购车时的预期,其行为违反了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造成了黄彬彬相应的损失,对此夏清源、杜秀河具有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中对此设定的免责条款因夏清源、杜秀河属故意损害而归于无效。但因双方并未就此设定违约金条款,法院考虑有关情况酌情支持黄彬彬10,000元。黄彬彬认为夏清源、杜秀河存在欺诈、黄彬彬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意见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相应的,对黄彬彬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的请求不予支持。正方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相对方,黄彬彬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审理中,正方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原审法院判决:一、杜秀河、夏清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彬彬10,000元;二、驳回黄彬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后,黄彬彬不服,上诉认为:1、系争车辆于2011年11月11日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杜秀河、夏清源向黄彬彬故意隐瞒了该事实。2、杜秀河、夏清源故意更改了车辆的里程数、故意隐瞒车辆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事实,属欺诈行为,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应予解除。3、正方公司有义务对本次车辆买卖进行监督、管理,现正方公司未尽到该义务,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黄彬彬在原审提起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杜秀河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夏清源辩称:夏清源、杜秀河自蒋志薇处购得车辆时,车辆的里程数即为45000公里。黄彬彬主张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必须有交警部门的认定,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正方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依据本案在案证据查明的法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黄彬彬向本院邮寄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2日的申请书一份,认为需查明系争车辆在2011年11月11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的保险理赔等情况,申请开具三份调查令向强拓公司、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及“奉贤镇政府”进行调查;黄彬彬向本院邮寄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3日的申请书一份,认为为查清事故车辆发生事故的事实,要求开具调查令对原事故车辆的使用单位“奉城镇政府”、“奉贤区政府”进行调查;黄彬彬向本院递交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的申请书一份,要求法院至涉案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和原来发生过追尾车辆的“奉贤区人民政府”调取相关证据。本院对此认为,关于系争车辆的保险理赔情况,原审法院已至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进行了调查取证,系争车辆并无2011年11月11日发生事故的理赔记录,并且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系争车辆曾由黄彬彬申请书中提及的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贤镇政府”、“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奉贤区人民政府”等单位使用并发生交通事故,故本院对黄彬彬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黄彬彬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确主张要求解除其与杜秀河、夏清源于2013年7月4日签订的购车协议,合同解除的条件有法定解除、约定解除两类,故本院从该两种条件分别阐述该购车协议是否可予以解除。首先,关于约定解除,2013年7月4日的购车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协议解除条款。针对2013年7月4日的购车协议中的手写条款“本车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否则付违约金壹拾万元”、“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正”,前者约定的是车辆若发生过重大事故时的违约责任,后者约定的“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所适用的条件不明,而从该两条款的书写方式来看,“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该款加附括号写于“本车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否则付违约金壹拾万元”字样旁的空处,更可理解为“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是对前款车辆若发生过重大事故时双方如何处理的一种补充约定,但在购车协议中并未对何种情况属“重大事故”进行约定,并且黄彬彬现主张系争车辆发生过的重大事故是车辆在2011年11月11日发生了交通事故,但系争车辆并无在2011年11月11日发生交通事故进行保险理赔的记录,且系争车辆在当日至九源公司进行维修花费的修理费也仅为25,000余元,难以认定黄彬彬所称系争车辆曾于2011年11月11日发生过重大事故的事实,因此依据购车协议中“本车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否则付违约金壹拾万元”、“按原车价格返还,另付壹万元正”的手写条款,黄彬彬要求解除购车协议的上诉主张无法得以采纳。其次,关于法定解除,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有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而解除、因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而解除、因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而解除、因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就本案而言,前三种条件均不符合。对是否存有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条件,本院认为,黄彬彬对此主张的是杜秀河、夏清源存在故意更改车辆的里程数的行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系争车辆于2011年11月11日在九源公司修理出厂时的里程数为67000余公里,该里程数远高于黄彬彬向杜秀河、夏清源购得系争车辆的里程数,而蒋志薇于2013年7月1日将系争车辆转让于夏清源后,系争车辆由夏清源、杜秀河控制,现夏清源、杜秀河对其主张的自蒋志薇处取得车辆时的里程数为45000公里的事实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夏清源、杜秀河向黄彬彬交付的车辆存有里程数被人为改动的事实。但是,黄彬彬与夏清源、杜秀河签订购车协议后实际取得了车辆,黄彬彬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争车辆存有无法过户的情况,故系争车辆存有里程数被人为改动的事实并未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后果,本案不符合因存有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黄彬彬另主张夏清源、杜秀河向其隐瞒了系争车辆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而构成欺诈,本院认为欺诈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他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但现并无证据表明夏清源、杜秀河在向黄彬彬转让车辆前就已明知了该车辆曾发生过交通事故的事实而向黄彬彬进行了隐瞒,故难以认定夏清源、杜秀河存有欺诈行为,本院对黄彬彬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综合上述理由,本院对黄彬彬要求解除其与杜秀河、夏清源于2013年7月4日签订的购车协议的上诉请求无法予以支持。关于黄彬彬主张违约金3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如上所述,杜秀河、夏清源向黄彬彬交付的系争车辆存有里程数被人为改动的情况,但黄彬彬与杜秀河、夏清源签订的购车协议中对此并未约定违约条款,故可综合考虑系争车辆的实际情况、本案所涉购车协议约定的价款、杜秀河与夏清源自蒋志薇处购买车辆时的价格等因素酌情确定由杜秀河、夏清源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现酌情确定由杜秀河、夏清源赔偿黄彬彬10,000元,该数额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黄彬彬要求正方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正方公司并非黄彬彬与杜秀河、夏清源之间形成的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黄彬彬要求正方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黄彬彬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80元,由上诉人黄彬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郑 璐

代理审判员夏万宏

代理审判员杨 礼

二○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王 寒


202001090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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