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与舟山市海军华东工程建设局合同纠纷上诉案

作者:hidy2006  阅读量:1  时间:19小时前
2020/01/09 01/02/08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浙商终字第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福。

  委托代理人:常爱民。

  委托代理人:司慧。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文俊。

  委托代理人:沈雨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海军华东工程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王乃凯。

  委托代理人:林天杰。

  上诉人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姚文俊为与被上诉人舟山市海军华东工程建设局(下称海军建设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舟商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6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詹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汤玲丽、代理审判员梅冰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2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常爱民,上诉人姚文俊的委托代理人沈雨根,被上诉人海军建设局的委托代理人林天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海军建设局为工作需要,筹划设立了海军建设局上海分局(下称上海分局),并任命姚文俊为上海分局局长。2002年10月10日,根据军委、四总部有关文件要求,海军建设局撤销了上海分局及姚文俊分局局长职务,收回了刻发的上海分局公章,并于2004年9月10日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了“未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特别声明。2004年10月28日,姚文俊利用在上海分局撤销后其私刻的“上海分局”印章与合肥建工集团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甲方(指合肥建工集团公司,下同)为乙方(指上海分局,下同)在上海的正常运作提供完整配套的资质性文件及有关证书文件,乙方经甲方同意可以甲方名义在上海市行政区内开展工程投标……甲方作为总公司对在上海的工程项目具有配置人员、财务监督、工程施工检查、监督质量及指导的权利;合肥建工集团公司(沪)负责人由甲方担任……合肥建工集团公司(沪)在上海当地开设公司账户,并按财务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和使用,甲方行使财务监督权利,监督乙方依法经营,项目资金合理调配。乙方承诺每年按年完成工作量的一定比例上交给总公司作为管理费:年产值在2000万元以内的按15%的比例上交,年产值在2000万元-4000万元的按1%上交,超过4000万元以上的按05%上交,若产值不足2000万元或当年没有产值的,乙方则需向甲方交纳10万元人民币作为当年的管理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切债务和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合作期限暂定三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生效。同日,合肥建工集团公司发文任命姚文俊为上海分公司经理,合肥建工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权宏亮出具《法人委任书》,委托姚文俊负责“合肥建工集团公司(沪)”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2004年12月3日,为在银行开设账户,合肥建工集团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本单位因业务需要,现预留姚文俊名章为银行预留印鉴之一,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人责任由本单位负责。2005年10月17日,合肥建工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上海分公司)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浦分局登记设立,负责人为姚文俊。2009年2月6日,合肥建工集团公司更名为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合肥建工)。2007年至2011年间,上海分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先后被权利人诉于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等多家人民法院并被申请执行,因上海分公司无执行能力,该些法院依法变更合肥建工为被执行人,并强制执行合肥建工人民币738750197元。2011年7月27日,合肥建工以海军建设局违约为由诉于原审法院。

  合肥建工原审起诉称:2004年10月28日,其与上海分局就在上海承建工程项目的合作事宜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上海分局以合肥建工集团公司名义在上海市承接工程,每年根据完成工作量的一定比例向合肥建工集团公司上交管理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切债务和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均由上海分局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双方并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合肥建工集团公司按约在上海市青浦区设立了上海分公司,由上海分局负责人姚文俊担任负责人并具体负责经营管理。被告海军建设局先后以上海分公司名义承包了“青浦崧泽大酒店工程”、“松江派拉蒙水城俱乐部工程”、“山东枣庄沁馨园小区”等工程,因被告在上述工程承包中拖欠工程款、货款等债务,债权人先后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判决、执行,合肥建工集团公司为此替被告代偿了巨额债务。上海分局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合肥建工集团公司名称已于2009年2月6日变更为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据此,请求判令:1、海军建设局支付合肥建工人民币738750197元及利息损失2650000元(算至2011年7月10日,此后利息以738750197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合计1003750197元;2、诉讼费由海军建设局承担。2011年9月28日,合肥建工申请追加姚文俊为被告,同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姚文俊与海军建设局共同承担还款付息责任。

  海军建设局答辩称:2000年左右,我局筹划设立上海分局,计划任命姚文俊为分局负责人。后因部队审批原因,上海分局未成立。2002年10月,我局根据上级要求,撤销了正在设立中的上海分局,同时一并撤销了对姚文俊的任命,收回公章。2003年底,我局发现姚文俊可能在继续冒用上海分局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进行了制止。同时为防止姚文俊继续冒用我局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于2004年9月16日在上海市《新民晚报》上登报声明。因此,合肥建工在签订合同时未仔细审查,导致与虚假的单位订立合同,所造成损失,应自行承担。请求驳回合肥建工的诉求。

  姚文俊庭审时辩称:姚文俊当时只想以上海分局曾经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合肥建工进行合作,所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三年,并约定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由合肥建工的人担任,财务工作等也由合肥建工负责。2004年,合肥建工在上海注册了分公司,并以法人委任状形式任命其为上海分公司经理,其成为合肥建工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在上海的所有活动都是以合肥建工的名义进行的,负责的工程是以上海分公司而不是以海军建设局的名义承包的。合肥建工起诉海军建设局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该事情)与海军建设局一点关系也没有,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也应由合肥建工承担。姚文俊与合肥建工合作协议履行两年左右就被合肥建工单方面撕毁,印章被收回,致使姚文俊即使赢了官司,也无法执行,因此现在即使有700多万损失,也应该由合肥建工负责。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书面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是当事人的签字和盖章,合同书上盖章的意义在于证明该合同书的内容是印章记载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盖真实印章的合同,其权利义务由该当事人承受。

  本案中,海军建设局所设上海分局已于2002年10月10日被撤销,公章被收缴,并于2004年9月10日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了“未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特别声明;结合姚文俊2004年1月16日致海军建设局领导的信函和庭审及法庭对其调查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合肥建工集团与上海分局于2004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上海分局”的印章系姚文俊在上海分局被撤销后私自刻制。现无证据表明姚文俊私刻公章得到了海军建设局的默许或追认,因此该印章并不当然代表海军建设局(或上海分局)的意思,不是海军建设局或上海分局意志的体现,海军建设局对姚文俊使用私刻印章的行为无过错,无需承担《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义务。原告要求海军建设局支付人民币738750197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我国《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姚文俊私刻“上海分局”公章的行为并未得到海军建设局的默许或追认,海军建设局也已于2004年9月10日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了“未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特别声明。庭审中,姚文俊也一再陈述是以自己个人名义与合肥建工进行合作。因此合肥建工与“上海分局”于2004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实际的合同当事人应为合肥建工与姚文俊个人,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应由合肥建工与姚文俊享受并履行。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作为乙方姚文俊可以经甲方合肥建工同意以甲方名义在上海市行政区内开展工程投标,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切债务和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在双方合作期间,姚文俊以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名义承接工程,后上海分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先后被权利人诉于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等多家人民法院并被申请执行,根据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上述纠纷所致的民事责任应由姚文俊承担。因上海分公司无执行能力,而致上海市青浦区等人民法院依法变更合肥建工为被执行人,并强制执行人民币738750197元。现合肥建工要求姚文俊归还该738750197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姚文俊庭审中提出合肥建工在合作期间收走了上海分公司的印章和执照,使上海分公司业务无法进行,工程款无法清收,其本人不存在过错,损失应由合肥建工自行承担的主张,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辩解不予采信。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2年3月22日判决:一、姚文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合肥建工人民币738750197元及利息损失2650000元(算至2011年7月10日,此后利息以73875019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二、驳回合肥建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姚文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2025元,由姚文俊负担。

  合肥建工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海军建设局依法应对上海分局和姚文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1、海军建设局设立了上海分局,并任命姚文俊为上海分局局长。姚文俊以上海分局名义与合肥建工签订《合作协议书》。因上海分局系海军建设局设立的不具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应由海军建设局承担。2、合作协议书上所加盖的公章真实有效,且不论姚文俊是否刻制了印章,但姚文俊已经确认印章系经海军建设局同意后刻制,海军建设局也未收回该印章,海军建设局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3、姚文俊系海军建设局副局长,并兼任上海分局局长,且姚文俊实际是以上海分局名义与上诉人合作,无论上海分局是否被单方撤销,姚文俊均是代表海军建设局实施民事行为。二、姚文俊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实施者,且其自认是个人行为,属债的加入,其与海军建设局依法应当就本案债务共同向合肥建工承担清偿责任。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项,撤销第二项,判决海军建设局和姚文俊共同向合肥建工承担付款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姚文俊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海军建设局无需担责,理由是合肥建工与海军建设局《合作协议书》是非法无效,因而姚文俊在《合作协议书》上的签名及合作内容也是无效的。二、原审没有正确认定姚文俊在本案的真实身份。姚文俊的真实身份是合肥建工单位一个受委托的分公司经理。三、姚文俊无需为正常诉讼承担责任。合肥建工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款项是企业经营中合同纠纷造成的,之所以合肥建工支付了执行款,说明了姚文俊与合肥建工是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综上,原审要求姚文俊承担合肥建工支付的执行款及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姚文俊是分公司负责人,无需承担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请求撤销原判所有针对姚文俊的判决。

  姚文俊针对合肥建工的上诉当庭辩称:不同意合肥建工的上诉理由,不同意将姚文俊作为合同主体。姚文俊是以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对外负责。姚文俊对外经营的法律责任均由合肥建工承担责任,本案官司的输赢结果与姚文俊无关。合肥建工已经改制,原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前公司的债权债务如何承担都没有作出约定,转制后公司性质发生变化了,这是一审没有涉及的事,在此补充。请求法庭不支持合肥建工的上诉请求。

  海军建设局针对合肥建工的上诉当庭辩称:上海分局不是海军建设局的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书上的公章并不是上海分局的真实公章。姚文俊并不是海军建设局的法人代表,也不是上海分局的负责人,其与合肥建工之间的合同应当由其个人承担责任。

  合肥建工针对姚文俊的上诉当庭辩称:一、无论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本案是因为海军建设局与姚文俊代偿债务产生的纠纷,其均应承担返还代垫款项的责任。二、在合作协议书的履行中,合肥建工任命姚文俊为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是落实合作协议书的具体表现,是基于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为便于海军建设局上海分局承揽业务,双方之间不是委托关系。三、基于法律保护第三人的规定,海军建设局、姚文俊以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名义承接的业务,先由合肥建工承担责任,但是合作双方内部之间,该债务应由海军建设局和姚文俊承担。合肥建工基于和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的总分公司关系连带承担了责任。姚文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依法不能成立。

  海军建设局针对姚文俊的上诉当庭辩称:提请法庭确认姚文俊所陈述的几个事实:1、姚文俊是以个人身份与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合作的,这已经反复证实。2、合肥建工的原法定代表人也对这一事实是明知的。3、合肥建工与姚文俊的协议明确合肥建工任命其公司内部人员为负责人,故姚文俊是合肥建工的内部人员,因此合肥建工与姚文俊之间的关系与海军建设局无关,姚文俊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没有道理,应当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的海军建设局与合肥建工、姚文俊之间合作协议书无关的事实。

  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各方均无证据提交。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与合肥建工签订本案合作协议书、开展合作的主体,是姚文俊个人还是海军建设局上海分局;2、海军建设局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3、姚文俊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争议焦点在二审庭审中均予以确认。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与合肥建工签订本案合作协议书、开展合作的主体问题。本案《合作协议书》系姚文俊经手与合肥建工签订,对此各方均无异议。争议在于合作一方主体是姚文俊个人还是海军建设局上海分局。首先,合同系当事人之合意。海军建设局虽于2000年筹划设立上海分局,并任命姚文俊为上海分局局长,但此后已于2002年10月10日根据军委、四总部有关军队单位对外开展有偿服务不得另设机构等规定,撤销了上海分局及姚文俊分局局长职务,并收回了刻发的上海分局印章。而本案合作协议签订于2004年10月28日,缔约时间在上海分局撤销之后,难以认定本案协议系上海分局的意思表示。其次,合肥建工虽主张其系根据姚文俊签约时携带的上海分局局长任命书和上海分局印章以及有现役军官陪同的事实,判断姚文俊足以代表上海分局或海军建设局,但对于这些事实,合肥建工均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难以认定合肥建工有理由相信姚文俊代表上海分局或有海军建设局之授权。再次,即使合肥建工陈述的上述情节属实,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其既未进一步核查上海分局的工商登记情况,也未向海军建设局核实上海分局及姚文俊的情况,就与姚文俊签订了以“上海分局”为合作方的合作协议,有违交易之常理,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且二审庭审中,合肥建工也承认本案系其第一次与海军建设局方面合作,则其更应谨慎为之。况且,海军建设局在撤销上海分局后,为防止姚文俊冒用上海分局之名义,已于2004年9月10日即本案协议签订之前,在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未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特别声明,其对姚文俊之行为不应担责。最后,从本案合作协议内容看,合肥建工系违法出借建筑施工资质,本身即存有过错。综上,在未经海军建设局追认的情况下,姚文俊的行为不能代表上海分局或海军建设局之意思,本案合作协议对海军建设局不发生合肥建工所主张的法律效果。姚文俊在一审自认其系个人与合肥建工合作,且其在上海分局撤销之后,未经海军建设局授权,仍以上海分局的名义签订本案协议,系无权代理,依法也应自行承担责任。故本案与合肥建工合作之主体应认定为姚文俊个人。

  二、关于海军建设局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基于前述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姚文俊与合肥建工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行为系在上海分局撤销之后,难以认定协议系上海分局或海军建设局之意思表示。合肥建工也不能举证证明姚文俊之行为已经海军建设局授权或追认,也无证据表明姚文俊的行为构成对海军建设局的表见代理。故本案协议对海军建设局不具有拘束力。故合肥建工提出的应由海军建设局承担本案法律责任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难以支持。

  三、姚文俊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姚文俊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并提出了三点理由。1、关于其第一个上诉理由,经查,原判认定海军建设局无需担责的理由并非姚文俊所称的本案合作协议非法无效,而是姚文俊无权代理行为未经海军建设局追认。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协议因存在非法出借资质的情形而影响合同效力,但姚文俊自愿承诺对合作形成的一切债务承担全部责任,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其理应按约履行承诺。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其第二个上诉理由,首先,姚文俊在诉讼中已经自认本案系其个人与合肥建工合作;其次,合肥建工设立上海分公司系履行双方合作协议的行为。本案合作协议约定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是,充分利用甲、乙双方各自优势,开拓上海建筑市场,承接工程项目。甲方即合肥建工为乙方在上海的正常运作提供完整配套的资质性文件及相关证书文件,乙方(名义上为上海分局,实系姚文俊)以合肥建工名义在上海承接工程并向甲方上交管理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切债务和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故根据协议,双方合作方式为,对外由姚文俊负责的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以合肥建工名义承揽工程,对内姚文俊与合肥建工之间应按协议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因此,设立上海分公司系履行合作协议之行为,合作双方内部仍应按合作协议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姚文俊应按约承担本案合作产生的对外债务。因此,其提出的其真实身份系合肥建工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本案上海分公司承揽工程形成的债务应由合肥建工承担,其个人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第三个上诉理由,即姚文俊是否无需为诉讼债务承担责任。经查,本案合作协议第四部分即权利义务部分的第4点,明确约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切债务和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该约定并未排除工程引发诉讼所带来的债务。且诉讼系债务纠纷的表现,也是相关债务实现的法律途径。只要有关债务系本案合作项下的工程产生的,依约均应由乙方即姚文俊承担。故姚文俊该上诉理由也不成立。本案中,姚文俊虽以上海分局名义签订合作协议,但如第一个争议焦点所分析的,其既不能代表上海分局,又无海军建设局之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且其自认系个人与合肥建工合作,故姚文俊依法应自行承担本案民事责任。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合肥建工和姚文俊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025元,由合肥建工、姚文俊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 巍

审 判 员  汤玲丽

代理审判员  梅 冰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


202001090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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